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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查·马克丽博士 高级顾问
发表时间:2021-06-07     阅读次数:


苏尔查·马克丽博士

联合国使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任务负责人

哥本哈根大学玛丽·居里研究员

OSS国际协作中心高级顾问



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主旨发言:


《私营安保、人道保护和新冠疫情:边缘化的监管挑战》


感谢周章贵博士的盛情邀请,非常荣幸在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上做主旨发言。我是苏尔查·马克丽博士,联合国使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的专家,但我今天谨以学术身份和与会嘉宾作开放式的交流。

自新冠疫情(COVID-19)开始以来,国家和企业对某些类型的私人安全服务需求大幅增加,导致该领域当前挑战加剧。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其他行为体,如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都将私营安保归类为“基本服务”或“关键职业”。此外,各国正在诉诸紧急立法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因此,我们看到他们转向私营安保提供商来填补公共安全的空白。与此同时,各国安全外包的公开招标、订约和许可程序往往被匆忙通过或完全取消。

这种对私营安保需求的日益增长依赖有两种不同表现。首先,在私营部门长期参与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例如在移民拘留中心和公共交通中,当前业务合同有所增加。第二,私营安保承包商正在进入新的公共空间,这是新冠状疫情的直接后果,他们将自己定位为人道主义行为者,例如,开展公共卫生应急、追踪和检测服务,以及守卫检疫场所。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引起了严重的人道关切和影响。我想简要地强调五个具体关切。

1. 新冠疫情紧急状态法


随着各国诉诸紧急立法来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侵犯人权的风险上升,特别是私营安保公司的作用增强可能导致一些新问题。紧急状态法将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少数民族、LGBT[1]+社区或住房不稳定的群体)定为刑事犯罪,这增加了他们与受雇支持流行病应对工作的私营安保承包商接触的可能性。当私营承包商能够使用武力和拘留人员、运营囚犯运输或管理拘留设施时,这就增加了风险,并对这些边缘化社区造成了不同和不相称的人权影响。此外,随着各国转向私营部门支持对这一流行病的医疗反应,私营安保部门对检测和跟踪的管理提出了大量有关数据隐私的问题。这也引发了人们对私营安保人员培训是否充分的担忧,这些人员将处理敏感和私人数据,包括生物特征数据。

政府在疫情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后果是,放松了对公共采购招标程序的限制,例如允许不经竞争性招标直接授予合同。一些报告强调,正在采取的“不良承包做法”影响到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劳工标准。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这样的例子:有抱负的个人保安可以获得他们的许可证,在网上提供安全服务。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监督、监管和问责,看似不会自动产生什么问题,但它对执行人员是否具有适当和有效的审查和培训提出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关乎涉及人道和使用武力方面的培训。



[1]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可统指“非异性恋者”。


2. 拘留设施、移民管制和边境管理


在诸如移民拘留中心、庇护中心、递解出境设施、青少年和成人监狱等私有化安全设施中被拘留或监禁的人,与看守他们的安全人员一样,特别容易受到新冠(COVID-19)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一些最边缘化的群体变得极为脆弱,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很少或根本不可能与社会保持距离或实现自我隔离。此外,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受私营安保管制的被拘留者和被监禁者易于被剥夺获得适当医疗保健的机会,导致健康权的侵犯。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使用私营安保的另一个领域是边界管理。同样,在边界使用武力和拘留方面存在着对人权的担忧,但越来越多的数据收集和数据管理活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常,私营安保人员的任务是收集和处理指纹等生物特征数据,以及操作跟踪和追踪工具,这再次引起人们对侵犯隐私和其他人权行为以及承包商能力和培训的担忧。此外,安保人员有可能自己感染病毒,并充当病毒传播的载体。


3. 医疗和新冠检测点

在新冠(COVID-19)疫情期间,安全承包商进入了更多的公共场所,这引起了新的人权问题。虽然私营安保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医院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由于病毒的存在,保护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的承包商肯定在增加。新成立的新冠(COVID-19)检测中心也是私营安保服务新合同的主要来源。然而,有报道称,安保人员从怀疑自己携带病毒的公众身上提取病史。这不仅对安保人员从事这类活动的内在适宜性提出了疑问,而且对他们的人权培训的性质和程度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在敏感的医疗隐私和数据问题上。此外,报告显示,安全人员往往没有得到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这是工人代表和工会严重关切的问题。鉴于在医疗和检测中心与公众广泛接触,私营安保人员再次容易感染病毒,成为病毒传播的媒介。已经有统计数据显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保安人员的新冠(COVID-19)死亡率最高。在许多国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私营安保部门无数职员面临高风险、低工资、健康状况差和其他不平等现象,加上国家监督和监测不力。


4. 共谋治安

最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部队使用“过度武力实施封锁”(根据国际安保行为准则协会(ICoCA2020年报告)的发生率正在上升。在许多国家,私营安保提供者往往与公共安全部门密切合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共谋侵犯权利的风险很高。例如,有报告显示,在疫情期间,私营安保公司与警察一起采取行动,以武力将人们逐出家园。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和武器本已很恶劣,但在疫情期间,如果有公共卫生要求和法律要求公民呆在家里、与社会保持距离甚至自我孤立,那么使用武力驱逐就更应受到谴责。其他报告显示,新冠(COVID-19)正被用作公共和私营安全提供者为争夺土地和袭击人权捍卫者的掩护工具。这种行为不仅侵犯生命权、人身完整权和健康权,而且侵犯家庭和家庭生活权以及财产权。虽然各国在疫情期间对非法的私营安保行为者作出了一些积极反应,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5. 对国际监管框架的影响

虽然当前已有重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规范了私营安保行业,但其性质和范围有限:(1)《蒙特勒文件》,只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和(2)《私营安保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ICoC),只适用于所谓的“复杂环境”(参见《守则》B部分定义)。我今天在这里引用的例子基本上不在这两个文件的规制范围之内,突出了现存问题的监管漏洞,这需要迫切关注。


结论

因此,很明显,目前各国为了应对新冠(COVID-19)疫情的挑战而将安全外包给私营部门,这一转变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及其侵犯人权和人道保护提出了挑战。最后,我谨向各国和私营安保业提出一些建议:

?各国必须确保为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和使安全外包而通过的紧急立法不被滥用,特别是对边缘化群体而言。紧急法案不能成为正常化法案。

?鉴于对私营安保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应紧急注意确保适当、符合人权和负责任地提供服务,承认并考虑到特定群体对新冠(COVID-19)疫情影响的脆弱性。

?此外,必须优先确保为所有私营安保人员提供充足和有效的个人防护设备、安全工作环境、以及适当薪资条件。

?国家和私营安保提供者必须接受有效监测、监督和问责的必要性,并要求对承包商进行有效审查、人权指导和使用武力培训。

最终,新冠疫情(COVID-19)不应该被工具化,以此为借口规避充分监管或让现有的标准下降。各国还必须认识到,除了软性法律条款外,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对这一行业进行有约束力的监管是至关重要的,以确保人权和人道得到保护。国家选择将安全外包给私营部门,即使是在疫情特殊时期,也无法推脱其人权保护的义务。

感谢您的关注,祝会议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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